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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于 2022年11月5日 被检测为删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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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导读】与发达国家对比,在中国的所谓"看病难、看病贵"实则是个伪命题,但是,因为国家投入医疗的费用实在是太少,占GDP5%以下的投入,排到全世界第145位,看病不难才怪?加之,医疗领域商业保险介入的市场化不足,都给国内患者带来巨额的费用,毕竟基本医保也保不了重大疾病。国内医务人员群体在投入极少,却要完成14亿人口医疗保障前提下工作,非常了不起。若运气不佳,一旦家人有重疾,很可能人财两空;医务人员也是亚历山大,甚至要承担因为贫穷导致患者无力回天,进一步加重医患矛盾所带来的自身生命风险。在中国,没几个人敢说不怕因病致穷的...毕竟,没钱怎么办?
去年年底,一篇“流感下的北京中年”刷爆朋友圈,引发了关于流感防治、医疗资源分配乃至患者尊严等问题的大讨论,也勾起了无数人的焦虑和担忧。文章的作者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北京中产人士,然而,这样的身家在一场流感的袭击下也显得捉襟见肘。而没有相同财力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呢?
重大疾病就像随机摇号,谁也不知道哪天会摇到谁的头上。而它带来的灾难,不仅是肉体、精神上的,还有金钱上的。有多少人、多少家庭的积蓄足够抵御疾病带来的经济风险、支付重症监护病房一日千金的账单?如果积蓄不够,那该怎么办呢?
七百万人因病致贫
中国人的腰包虽然还不够鼓,但是医疗账单却已经叠了起来。2016年,中国的医疗卫生总费用达到了46344亿元,平均下来大约每人花了3351元(个人支付占70%)。考虑到同一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17110元(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更是只有10129元),这个医疗支出的占比相当惊人。
巨额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肩上最沉重的负担之一。2016年国务院扶贫办建档立卡的统计结果显示,因病致贫、因病返贫的贫困户占建档贫困户总数的42%,总共牵涉到七百多万人,而这还不包括那些虽然最终情况还不至于沦落到贫困的范畴、但也花掉了不少家底的人,也不包括连治疗的钱都没有的人。
2018年2月9日,湖北荆州,一位85岁的老人在晒别人送来的衣服。老人全家四口人有三残,二儿子从小就患有血友病,一直无钱治疗。
当一个家庭必须通过降低生活水平来支付医疗费用的时候,就认为该家庭发生了“灾难性卫生支出”。如何衡量灾难性卫生支出,不同国家地区均有不同的标准,而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定义是,当卫生支出超出了某段时期内家庭总消费的40%时,就认为发生了灾难性卫生支出。
全中国有多少人有自信不需要靠降低生活水平省钱看病,永远不需要面对这样的灾难性卫生支出?
根据2008年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的数据,当将中国家庭按照收入分为五个层次的时候,最贫困组、次贫困组、一般组、次富裕组到最富裕组发生灾难性卫生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5.8%,14.4%,12.8%,11.4%,10.7%,情况比越南还差。可见即便是富贵人家,也不见得能经得起病魔的折腾。
2017年12月26日,天津。一位8岁女孩被确诊为恶性神经母细胞肿瘤,自患病以来,家里已经花费了40多万元,并欠下20多万元的外债。要治好这个病,后续治疗费用高达近40万。
以这个冬季的热门话题流感为例,大家常常认为它只是感冒般的小病,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在2003~2012年,中国的城市居民,每十万人中大约有10人会直接或间接死于流感。
除了致死率高外,流感住院的花销也很惊人。2013年的一项回顾性调查显示,流感病人的平均住院花费达到了9594元,其中来自城市的病人平均要花掉9436元,农村患者平均要花掉10287元,分别占到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1%和113%。
一场流感,就可能会让农村人一年多的努力付诸东流。对于60岁以上的患者来说,流感更加凶险,产生的平均住院费用也翻倍增加。
2009年12月9日,广州,殡仪馆工作人员将街边甲流患儿的尸体收拾后抬走。( 图:视觉中国 )
当然,尽管流感带来的经济损失惨重,但无论如何也无法跟因病致贫的大户肿瘤相比。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时候,就有几十个中国人新确诊患上肿瘤或者因肿瘤而死亡。
中国人就连肿瘤发病率都要比国际平均水平更高。据国际癌症研究中心(IARC)做的报告预计,到了2030年,中国将每年有487万癌症新发病例,死亡病例数达到360万。国家癌症中心于2012~2014年调查了14594名癌症患者,其中77.6%的人表示患病给家庭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经济负担。
2017年12月11日,西安,俩兄弟得肝病一死一晚期,家里借了30多万负债累累。( 图:视觉中国 )
从费用上看,全国肿瘤患者平均每次住院费用为24018元,考虑到病人在治疗过程中不仅一次住院,则大致总体花费在6万~8万左右,如果再考虑维持治疗期间的费用,那么癌症治疗花费将在10万左右,这已经是最保守的估计。对于那些需要移植、并发感染的血液肿瘤病人来说,费用动辄可以超过一百万。
一寸光阴一寸金
提起巨额的医药费,就不得不提起扬名在外、让人闻风丧胆的重症监护室(ICU)。
顾名思义,重症监护室就是为重症病人特设的监护病房。它跟普通病房的主要区别就是拥有各种监护设备,能够时刻监护重症病人的病情变化,便于随时抢救。
在普通病房,可能医生护士一天只在查房的时候来看几次病人,而在ICU,医生护士随时都守在监护设备边,因为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,病人的心跳呼吸就会停止。
2018年2月15日,济南。某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医护人员一大早忙碌着查房、处理医嘱、配液体、输液、给病人翻身、吸痰。( 图:视觉中国 )
中国ICU的起步相当晚,1982年,协和医院才建立了全中国第一间ICU,当时里面只有一张病床。由于建设要求和医治难度较高,此后ICU的发展速度并不如人意,直到1989年底,卫生部将“拥有ICU病房”定为三甲医院评选的硬性指标后,ICU才在中国大地如雨后春笋一样涌现。
ICU刚刚开始普及的时候,就已经因为极其昂贵的收费而声名远扬。根据1989年第四季度北京数家三甲医院的数据,当时普通住院病人的平均医疗花费是1600元左右,而住进ICU的病人的平均花费达到了24524元,是普通病人的14倍以上。
近三十年过去了,ICU依然还是那么贵。根据2011~2012年北京13家顶级三甲医院的ICU住院数据,每位患者在ICU平均花掉了9.7万元,而如果加上他们在普通病房的花销,每个ICU患者的平均住院费用则达到了14.6万元。住进ICU,就好像给医院买了台印钞机。
2018年2月26日,西安,24岁的年轻爸爸守在重症监护室门外看着早产的4胞胎女儿,高达60万元医疗费愁坏了全家。(图:视觉中国)
光从数额上看,ICU确实昂贵,如果跟别的国家对比一下呢?每位患者在ICU的日均花销大约是8000元人民币,低于2005年美国的3500美元,高于2012年印度的299美元。
考虑到年份不同和三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差异,研究人员用人均GDP校正了这个数据,计算了每日ICU花销除以当年人均GDP的比例,结果美国是8.1%,中国是19.8%,而印度是20.2%。也就是说,即使看起来费用没有美国高,但中印两国的ICU看病负荷,实际上却比美国重得多。
为什么住ICU会那么贵呢,钱都花到哪里去了?
中国患者在入住ICU期间,有42.2%的费用花在药物上,有20.1%的费用花在了一次性医疗耗材上,另外,ICU的花销里还有15%的实验室检查费用,以及8.7%的医务人员的人工成本。
由于进口药品和耗材的效果明显优于国产,所以往往是重症病房的首选,但同时,进口的汇率及高昂的关税也让医疗费用成倍增长。ICU的检查费用跟普通病房是一样的,但由于重症病人病情变化快,所以做的检查多,相应费用就提高了。
2016年12月30日,河南洛阳。20岁少女患重病住ICU一年,欠费账单100多米长。( 图:视觉中国 )
当有人抱怨ICU的费用高昂的时候,往往会有人抛出“钱重要还是命重要,八千块买一天的命贵吗”的质疑。这样的质疑看似是在肯定医疗服务的价值,但其实很霸道,因为首先,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ICU确实很贵,而且,八千块的钱并不是全部交给医生充当赎金换命的,而是用来买药买耗材做检查的。进入ICU的患者和家属,必须做好花光了钱、但依然人财两空的心理准备。
事实上,即便是在中国最好的医院,ICU病人的死亡率也超过了27%。如果刨去那些病情比较稳定、只是术后送ICU进行短时间观察的手术病人,那么ICU病人的死亡率甚至可以达到40%以上。
在中国,那些最终死亡的病人的花销反而比幸存病人的还要高,这一点与美国正好相反。在美国,85%以上的中大型医院在ICU设有临终关怀病区,这些接受临终关怀的重症病人只接受简单的、减轻痛苦的治疗,希望在安详的状态下离世,因此费用不会很高、住院时间也较短。而相对来说,中国ICU患者相对来说会在无望的情况下坚持更久,他们对治疗和抢救的需求更高,因而花费更大。
没钱怎么办?
对于中国人来说,一旦罹患重大疾病,全家卖房筹集医疗资金的选择并不罕见。
但是,全国家庭自有住房套数平均只有1.044套,并没有多余的住房可以卖,更不要说农村家庭的住房还有85.62%属于难以变现的自建住房。换句话说,卖房已经是大多数人筹钱治病的终极手段,但即便如此,也依然不能保证够用。
在这样的困境之下,医保又能帮到多少呢?2012年开始,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陆续在各地启动,作为对普通医保的补充。然而,由于目前政策的不完善不成熟,大病医保尚没能如预期一般解决居民因病致贫的问题。
首先,大病医保对“大病”的界定至今还有很多争议。广东省2017~2018年实行24种重大疾病的保障政策,但如果患的大病不在这份目录里,就报销无望。
有些省市则按照医疗费用的数额来确定是否大病,这样的规定对那些疑难杂症患者更好,但也会带来新的问题:举个例子,假如“大病”的定义是住院花费3万以上,那些原本2万元可以治好的病人可能会为了追求更高的报销比例而过度医疗。
另外,很多省市的大病医保都设置了报销的封顶上限。比如西藏最高报销14万,重庆最高报销20万等。然而,很多学者都进行过测算,认为就算不设封顶线,也不会对医保基金带来太多负担,因为患大病的人毕竟是少数。
再者,大病医保的报销目录跟普通医保大同小异,除了少部分地区为大病医保单独设置了特殊药品目录外,在大部分地区,很多昂贵的肿瘤靶向药物、高级的抗生素依然需要自费购买。
2017年4月25日,青岛。罕见病宝宝住院上百次,去世前母亲曾呼吁让救命药可以纳入医保。( 图:视觉中国 )
虽然大病医保号称报销比例不低于50%,但实际操作时,病人需要自费承担的医疗费用往往还是会超过这个比例。以湛江为例,这是全国大病医保发展最早、最成熟的城市之一,2013年,全市共有5638人享受大病医保待遇,共报销1476万元,人均也只有2600元。
有人说,既然普通医保和大病医保无能为力,那为什么不提前买商业保险呢?还有人振振有词地指责同胞——自己不买商业保险,自己不努力,还怪医保不行。
但其实,赔付金额较高的商业保险,对大部分中国人只是一种奢望。按照目前主流的保险价格,50岁的人想要买重大疾病商业保险的话,一年的保费要三千元以上,对于很多家庭来说,想给一家几口都买上商业医保是不可能的。加上大部分人对各类医保的保障范围、力度都糊里糊涂,根本也没想过要去买额外的医保。
花光积蓄卖房卖车之后,医保报不了的部分,患者和家属要从哪里筹钱?
答案是借债看病。2010年出版的《中国中低收入群体医疗服务与医疗保障研究》中提到,对城市家庭来说,自付的医疗费用中,有8.9%需要靠借债弥补;而对于农村家庭,则高达20%的费用需要借债才能筹集到。
等可以借的钱都借完了之后,慈善救助便是很多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。虽然近年来网络捐赠弄得红红火火,但与庞大的医疗负担相比,依然是杯水车薪。 卫计委负责人曾于去年6月召开的全国扶贫与健康会议上做出承诺,保证将在2020年时确保每个重病患者都能够得到合适的治疗,但这个承诺显然不足以让所有人安心。
对于一时半会发不了财的普通人来说,要怎么样才能抵御高昂医疗费用带来的风险呢?答案很老土,爱惜身体,勤加锻炼,有不适及早就医,有闲钱的可以再买点赔付额度高一些的商业保险。实在没办法,就祈祷噩运不要降临到自己和家人的头上。
其他
巨额的医疗费用已经成为了中国人肩上最沉重的负担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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